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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周刊] 最后的喀什 / 最後のカシュガ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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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的手推车

艾尔肯不喜欢新小区的最大原因是,离艾提尕尔清真寺太远。这对在巴扎卖货为生的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老城里遍地是世代做小生意的人。艾尔肯的父亲每天推着小车到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卖东西。初中毕业后,艾尔肯继承了父亲的推车。
艾尔肯的车上装满了收音机、电池等各种杂货,少的时候一天能挣20~30元,多的时候100多元。每天只需1元管理费,艾尔肯可以将东西卖得很便宜,有赚头就行。
2002年之前,艾提尕尔清真寺两旁是具有600多年历史的艾提尕尔大巴扎,这是养活艾尔肯一家的地方。
巴扎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市场。以艾提尕尔清真寺大巴扎为中心,整个老城区遍布数十个大小巴扎。对艾尔肯这样的手工业者和生意人来说,巴扎是水,他们是生活在其间的鱼。
2001年发表的《喀什名城保护规划》认为,喀什街巷的构成主要是“巴扎”方式,空间形态、行业性居住与生产销售合一的传统特色非常突出。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唱着歌的叫卖声是喀什巴扎的特色,也是艾尔肯的拿手好戏。
巴扎的唱卖声可能持续了近两千年。《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28年,张骞发现喀什(当时称疏勒)是西域三十六国唯一“有市列”的地方。此后开辟的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南线必经喀什。
16世纪初,欧洲人开辟海上航线。欧亚大陆深处的丝绸之路变得萧条。1524年,明朝在西北势力衰弱,关西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内,划关而治。但喀什本乡人的巴扎,却与庞大的清真寺和经文学院、厚厚的生土建筑一起,如化石一般,以最古老的面貌被传承了下来。
1949年之后,比以往所有政权都强大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生产建设者以兵团的方式来到遥远的喀什,带来了3层的百货大楼、体育馆和养有动物的人民公园。
巴扎受到的冲击也由此拉开序幕。1990年代末,街上已随处可见外地商人,改变的大幕完全掀开了。
2004年11月,艾提尕尔清真寺改造项目完工。原先的巴扎和就地吆喝的小商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广场、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以及两侧租金昂贵的商业楼。
艾尔肯租不起这样的商铺,只得推着车子转移到清真寺后面的吾斯塘博依路边走边卖。
推车的日子不好过。城管指责卖货的小车堵塞道路,抓住了就会扣车、没收电子秤或是罚款。艾尔肯又将车子推进了老城区弯弯曲曲的小巷子里,挨家挨户卖东西。
搬到香妃花苑小区之后,在小巷深处做生意变得不可能。离市区太远,车子推不过去,也没地方停。更何况去市里来回的路费要花去2块钱。
当年的老邻居,一大批年龄相仿的生意人,如今成了新小区里的失业者,每天大部分时间用来打牌和打桌球。妻子们的烦忧增加了。
艾尔肯羡慕小区里仅有的几个小卖铺,每天至少可以挣5元钱。
不只是艾尔肯这样的小商贩,一些“大生意人”也光景沦替。库木代尔瓦扎街道美食街上一家卖馕的店铺,曾经吸纳包括老板6个儿子在内的20个年轻人就业。美食街拆除后,老板失业在家,6个儿子分散在各地打零工。另一家经营鸡、鱼的餐厅,约110平方米的店铺,养活了店主家族13个年轻人。拆迁之后,13个年轻人有的失业,有的打零工。
一位维族学者研究了喀什的70多个大小巴扎。他发现乌鲁木齐最大的民间巴扎——领馆巷巴扎里的喀什人正在增多,他们当中一些人曾经是喀什老城的商贩,在巴扎消失之后,流浪到了乌鲁木齐。在这里,他们一晚上大约能挣20~30元钱。


被强拆的“白胡子”

艾尔肯如今很少去小区里的清真寺做礼拜,他声称是因为听不见阿訇唤礼的声音。
住在老城的时候,巷子尽头就有清真寺。每天5次,阿訇会登上清真寺俯瞰周围街区的宣礼塔,用悠扬的唤礼召唤大家做礼拜。
这样的唤礼声自艾尔肯出生起从未间断。唤礼之后,巷子里的男人们走出家门,走进清真寺。开店的人在店门口摆上一根棍子,表示店主不在,有些店主连棍子都不用摆,丢下无人的商店,径自走开。
新小区的面积太大,一排排单元楼挡住了不再显得高大的清真寺,唤礼声从艾尔肯的世界中消失了。
生活的窘困,令做礼拜的习惯变得松懈,小区里原本应该拥挤的清真寺并不拥挤。
此外,由于拆迁户不愿意入住,小区里很多房子卖给了公务员和教师,按照政府的规定,他 们一般不允许进清真寺做礼拜。
艾尔肯的童年时代,整条街道“看着阿訇一张嘴”,听他组织集体活动或是教育孩子。这样的日子在搬到新小区后消失了:居委会管理着一切。艾尔肯抱怨,如今的阿訇,清真寺以外的事情什么都不管。
新小区里的阿訇艾尔肯原来不认识,以前熟悉的阿訇,拆迁后搬到了别的地方。那个阿訇同时也是整条街道的阿克撒卡勒(Aksakal)。
阿克撒卡勒是维吾尔族对长者的尊称(维吾尔语“白胡子”之意)。有些社区的阿克撒卡勒原本就是阿訇。阿克撒卡勒不像阿訇一样总是呆在清真寺里,或是领取政府的工资,而是完全出自人心的认可。他们德高望重,熟悉社区里的每一户人家,充当深巷里的民间教化者。
奥斯曼是库木代尔瓦扎街道被拆掉的一段美食街里的阿克撒卡勒。奥斯曼的父亲是个做馕的人,奥斯曼自己是个裁缝,他的孩子们则开店铺或是修手机。
奥斯曼小的时候,见到阿克撒卡勒就会双手重叠在腰间,鞠躬致意。阿克撒卡勒教育奥斯曼:“上学了,要知道真主。不要喝酒,不要抽莫合烟。”
50岁之后,奥斯曼自己成了阿克撒卡勒。他是整个街区公认最年长、最有道德和知识的人。整个街区结婚、起名字等各种事务,都会请奥斯曼到场。
白胡子长者的威信影响着老城里的每一个人。奥斯曼附近街区的一户人家因为和外族人通婚,甚至不敢在家中举办婚礼,也不敢请阿訇和阿克撒卡勒。婚礼在酒店里简单举办,只叫了最密切的亲友。
奥斯曼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也信任共产党和政府。
新政权成立后,共产主义信仰冲击着喀什。满街都是穿着老式绿军装,戴军帽的人。一些曾经的伊斯兰教徒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文革”结束后,那些改信共产主义的前伊斯兰教徒们有的重新皈依了伊斯兰教,另一些则再也没有回归。
80年代初,政治的遗迹仍然浓烈,但一些追求时尚的人,开始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花1元钱租西装、领带和礼帽,以清真寺为背景合影留念。
1990年代末,商铺和高楼逼近了老街区,教化者奥斯曼感到不安:孩子们当中有人开始抽烟、喝酒。
各个巷子口,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集在那里聊天、抽烟,或是在街边的栏杆上纵跳。其中一些人选择了犯罪,有的去内地当小偷。
对女人的约束也变得脆弱。奥斯曼曾要求女人们按传统方式戴头巾,但很快遭到政府的制止。此后,奥斯曼再没有就此发言。
女人们的头巾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尽管一些中老年妇女还戴着头盖,但能露出眼睛的阿拉伯式头巾、只包住脸的四周的伊朗式头巾,以及用戴口罩来代替遮面头巾的方式,纷纷开始流行。头巾的花样越来越时尚,成为年轻女孩的装饰品。
但教化者最为脆弱的情形,还是面对政府。
2005年7月,奥斯曼家所在街区被强拆,警察和官员包围了强拆现场。
奥斯曼并没有因为阿克撒卡勒的身份而受到照顾,他被4个人扭住手臂,塞进了一辆汽车。奥斯曼听见儿子在喊“爸爸,爸爸”,然后看见儿子的脸被人踩在地上。
拆迁时,阿訇不在现场。此前,也曾经有人向阿訇求助,但阿訇表示无能为力,不能插手。
强拆掉的8户人家,所有的人被迫分散住在亲戚家或是租房子住。几十名失去店铺和工作的男娃子心中憋着火。
奥斯曼几乎是最后一次发挥了“白胡子”长者的作用。他召集家长和孩子们,告诉大家不要闹事,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问题2年内一定会解决。
拆迁之后,奥斯曼的孩子们有的开电瓶车拉客,有的在工地上干活,有的失业。其他拆迁户的孩子们同样分散各地。
这使管束孩子们更加困难。以前住在一起时,每天晚上店铺关门孩子们就会按时回家。如今无事可做,他们出入迪吧、歌舞厅、网吧,玩到凌晨,父母去叫才勉强回家。
听说孩子们抽烟喝酒,奥斯曼依然会规劝。但他清楚,每说一次,至多只能维持一两天。一个儿子趁奥斯曼不在家,偷偷变卖了家中的财产。
如今孩子们见到奥斯曼依然双手叠在腰间鞠躬行礼。抽烟喝酒也从不当着奥斯曼的面,奥斯曼听说,一般都是躲在屋外的角落里。能够如此,奥斯曼已觉安慰。


橱窗里的归宿

吐尔逊家的木门上,钉着一块蓝色的金属牌:喀什低保户。这是几张金属牌中最显眼的一张。
在老城区生土房屋的木门上,触眼是各式各样的金属牌:光荣户、五好家庭、平安家庭、文明家庭以及供水证、房屋出租许可证。
最多的金属牌还是低保户标志。官方数字称,老城区62616户22万人中,低保户、困难户、低收入住房困难户高达23109户,68897人。这些每月领取低保金的家庭,又成为旧城改造中首先被拆除的对象。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老城人不得不想出各种方法来增加住房面积,并创造了独特的建筑形式:过街楼,就是在窄窄的小巷上空造出与两旁的二层楼相连、底部悬空的房子。这种房子容易让人很直观地产生抗震性的疑问。
吐尔逊祖辈是吾斯塘博依老城里的生意人。尽管按照传统,后代不应该离开祖辈出生的地方,但他已做好了离开老城的心理准备。
吐尔逊小时候,一家8口人住着两层共80平米的生土老房子。弟弟结婚的那年,为了有间独立的婚房,吐尔逊家盖起了过街楼。等到吐尔逊结婚,连盖过街楼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子女婚后不应该再和父母住在一起,起码不应该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吐尔逊只得外出租房子住。
吐尔逊舍不得离开老城,于是在老城里找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三口租住在里面。
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老城改造。有人担心会拆掉他们的传统文化,盖起和内地人造的温州大厦那样难看的现代建筑。而吐尔逊担心的是,如果搬到新的小区,听说只有45年的产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世世代代居住。他曾听到一些已经搬过去的邻居的疑惑:怎么还要交房租?
吐尔逊希望政府能够允许他出资约30%,在原址合作建设楼房,然后让他搬回去住。即使是这30%,吐尔逊也需要父母、姐姐和弟弟共同努力,才能支付得起。
吐尔逊希望重建后的房子能够保持维吾尔传统风格。但他最担心的是被疏散到郊区的安置小区,再也回不来了。“如果真的能搬回来,传统风格丢了也就丢了吧。”
老城人口的膨胀、居住条件的困难是政府一个有说服力的拆迁理由。除了吐尔逊这样的困难户,一些维护维吾尔族传统的学者也看到了这种现实。一位北京维族学者心目中的模式是:模仿巴格达或是开罗,保留老城不动,在老城的旁边建设新城。
他说,在喀什,维吾尔人能找到故乡的感觉。但令他痛心的是,最近的一次喀什之行,让他感觉像是到了“唐人街”。只能把老城从现实的复杂纠葛中剥离,单独保护下来。
将喀什当做维吾尔族人的故乡,或许是一种被几十年来的现实刻意聚敛了的情怀。新疆历史上曾经出现大量政权。在莎车、鄯善等地,许多人对本地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叶尔羌汗国、高昌回鹘王国等国的怀念之情显然超过了喀喇汗王朝。
实际上,建在沙上的城市或王国,难免风中流逝和沙尘掩埋。在土曼河的两岸,没有人能说清曾有过多少处喀什故城,曾经的疏勒又确切位于何处。
喀什市政府网站上的考证文章显示,喀什城市位置几经迁徙。如今的恰萨老城建于17世纪中叶,此时喀喇汗王朝已经灭亡500多年。吾斯塘博依老城更迟,建于1838年。
莎车县、库车县、鄯善县在外地读书的一些学生甚至不参加所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或是吐鲁番地区的同学会,而是自立门户。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能量,以及近年商业浪潮的交互冲击下,新疆南北两道的古老城市风味全失,泯然与内地无异,只剩下喀什老城,保留着近于化石的生土外观和传统生活。
国家建设部总工程师金德钧曾表示:“喀什历史街区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处伊斯兰传统街区,是研究古代西域城市的活化石。”
新疆的几位维吾尔人表示,对从喀什来的老城居民,他们会有一种尊敬之情,会请教一些传统礼节的细节。到喀什去看看,也是他们寻根的一种方式。
对外界的游客来说,这里是一个观赏维吾尔民族风情的最佳景点。一家北京公司垄断了喀什市的旅游资源。在恰萨老城,他们在最古老最完整的一片巷子的入口处出售30元一张的门票。
讲解员会指给你看高高的生土墙垣之上,那些世代经营手工业或小生意的家庭。一些家庭可以进入参观,顺便购买花帽、乐器等手工艺品。
另一重阴影也似隐若现。香妃花苑小区的墙上刷着“坚决打击伊斯兰解放党”的标语,老城里的阿訇时常会说维稳、民族团结的话题。甚至“文革”时期出于战备挖的地道,也引发外界的想象。
前述乌鲁木齐维族学者猜测,政府对喀什老城的不断拆迁,也有出于反恐的考虑。12万维吾尔人集中在4个多平方公里的老城里,令政府不安。
匿名喀什前政法干部称,不排除政府有这方面的考虑。在他看来,如迷宫般的老城里藏几个人轻而易举。
但他从未听说过与老城有关的恐怖事件。一种现象是:来自新疆其他地区的“东突”分子为了制造影响,跑到喀什来作案。
2009年4月初,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喀什、和田考察时强调,喀什、和田处在反分裂斗争前沿,要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时刻紧绷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这根弦,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
北京奥运会期间,喀什城区发生针对武警的袭击爆炸案,16名武警死亡。事后查明,两名嫌犯均为喀什人,一为的哥,一为菜贩。
生活在老城深处的吐尔逊,对这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感觉隔膜。生意很难做,孩子越大花钱越多,这是大家都面临的问题。吐尔逊和他身边的人都忙着挣钱,好让生活好一点。
对于吐尔逊托身的这片沧桑生土群落来说,虽然貌似坚固,又有多少外界情怀的寄托、国家安全和政治理念的诉求、商业文明的扩张以及旅游消费的需求,是它应该承担和能够承担的呢。
“总得留下点什么,不能全部拆掉吧。”阿里木江说。即使不再拆迁,老城的面积也已经小得难以包住小巷里的宁静。许多曾经悠长的小巷,走着走着就到了现代化大楼的脚下。老城的密码就这样被断然破解。“再拆下去,旅游者都不来了,老城的失业人口又会大批增加。”
将老城作为文物保存下来,并发展旅游,除了前述的北京维族知识分子,也是许多普通维吾尔人的想法。这使乌鲁木齐的维族学者沮丧:古老的文明最终变成了展览的橱窗。
一名出生在老城的青年学生家门口,常年有无数的旅游者路过并拍照。内地的朋友也时常在他面前善意地夸奖维吾尔人的能歌善舞,这令他非常厌烦。
“我们又不是猴子,怎么会整天闲着没事干唱歌跳舞呢?我们有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我们只是在婚礼和节日里才会尽情地唱歌跳舞。”学生说,他自己就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但是,在橱窗里被参观,在外人面前演出载歌载舞,也许已经是喀什的生土老城和居民们能有的最好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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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yaponluq | 2009-07-03 01:25 | 东突资讯/ウイグル・ニュー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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