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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谷尚子:战争罪责反省态度日德之比较
水谷尚子:战争罪责反省态度日德之比较
http://www.lhlyrk.gov.cn/show.aspx?id=2103&cid=24
[日期:2005-08-16]
凤凰卫视8月16日消息 据德国媒体报道,水谷小姐应邀请于东亚地区二战结束六十周年之际撰文,她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反复审阅译文。她指出,中国不少媒体对她言论的报导有歪曲的成分。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媒体频繁地通过比较德国和日本对二战反省的态度高调批评日本。针对中国方面的批评,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反驳说:德国将所有的罪行都转嫁给纳粹,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省。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二战后,在德国和日本都有人认真反省当年的侵略战争。日德两国对二战反省的巨大差异在于是否将“对过去的清算”与“是否将国家新旧体制分离”两方面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彻底地进行了“体制分离”。在日本却相反。

“体制分离”即纳粹德国同二战后民主制度下的联邦德国属于根本不同的体制,否则承担战争责任的观点就不可能成立。此种观点的基础是由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提出的罪责分类说。雅斯贝尔斯将有关战争的罪责分为“刑法”、“政治”、“道德”和“本体”四个层次。1985年,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著名演说就是在雅斯贝尔斯的罪责分类说的基础上架构的。依照这种学说,“道德上的罪责”和很难下定义的“本体上的罪责”应当由国民来承担,但是追究“刑法上的罪责”仅限定适用于参与实施纳粹罪行的战争罪人,所以不少国民能够避免被判为法律上的“罪犯”。以这种方法使得“作为集体的责任”同“转嫁罪责”并存。当然,如果以此批评“德国国民将罪行转嫁给纳粹从而逃避了责任”则是不恰当的。可是,将现有体制与纳粹德国彻底分离仍不免会被人看作是德国求得近邻以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一种策略。

相反,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的占领政策使得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没能得到彻底追究。盟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虽然知道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基本责任,但是为了顺利进行占领,他仍然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维持一部分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从而以真正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方式,在日本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由此,岸信介之类的战争支持者作为旧体制下的政客、经济界人士得以在战后接连重返社会。

另一方面,美军在二战中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以及在东京和其他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空袭造成了众多平民的伤亡,老人、妇女、儿童是其中的主要受害者。因此战后日本民间兴起一股“再不求战”的强烈厌战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得到保守派的认可,进而在日本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支持。另外,1972年签署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此举令广大日本人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心存感激,日本左翼运动和民间的和平运动更是倍受鼓舞。由此来看,与日本的民间反战意识相反,德国的“再不发动卷入战争”的承诺是由德国政府做出的。简而言之,日本的反战是自下而上的,德国的则是自上而下的。

再有一个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是,由于冷战日本没能在战后之初与中国、韩国等二战中受害的亚洲国家进行旨在解决问题的政治对话。在美国占领时期,日本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交外交关系,后来虽然恢复了外交,但是权威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由于与苏联对立,渴望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因此长年没有表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态度。中国方面有关日本战争反省态度的批评也是随着冷战结束苏东结构崩溃而逐渐明显增加的。

在日本,有不少民间人士通过不懈的努力挖掘出战争中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记录。在经历过言论自由受到束缚的战争时代的人群中有人因为昭和天皇这个“障碍”而对于讲述战争时期的经历心存恐惧,选择了保持沉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经历过惨境的老兵,或者是因为良心上受到的谴责、或者是因为再也不想让后辈经受战争、或者是寄希望于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卸下心理的重担,讷讷作证。尤其是当年的一些低级兵士现在平静地告发了军部和自己的非人道行为。日本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新闻工作者跟战争加害者握着手流着眼泪搜集历史的证据。讲述者和记录者双方都抱有“再不求战”向往绝对和平的愿望。故此,日本民间人士逐渐揭露了像731部队全貌这样的日本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事实。但是中国媒体只剪下这种“结果”的表层部分,目的在于谴责日本而“使用”。

打破僵局是不容易的,但当前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希望在中日之间达成一种共识。中日之间虽然尚未进行德国与邻国之间就战争问题进行的政治性对话,但是日本国内并不是对历史毫无反省。具体地说,中国人应该最终了解到,战后的日本以民间为主在认真不断地开展和平主义活动。


作者简介:

水谷尚子,1966年出生。现任日本中央大学非常任讲师,重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曾参与编纂《在中国进行反战活动的日本人》一书,并在《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等杂志发表诸如《1644部队的组织活动》等大量关于中日战争研究方面的学术文章。

水谷尚子曾在北京、台湾等地长时间读书。她的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使她一时在中国成了名人。出于误解,不少中国观众责骂她,愤怒的群众甚至一度包围了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居住的宿舍楼。不仅中国的新华社等主要媒体大量报导她的言论和有关争论,日本产经新闻等重要媒体也参与了讨论。中国的媒体说,在日本媒体看来,水谷是日本的代表,而东史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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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yaponluq | 2005-08-16 23:18 | 中日关系/日中関係
中国人記者が見た民族主義
一个记者眼中的民族主义
http://pinglun.youth.cn/xzjt/t20040421_3084.htm


刘小彪(整理)

  近年来,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那么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为何日益高涨,民族主义兴盛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我们中国人在思考,而且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在密切关注。尤其是在2003年中日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相关事件后,这些问题更成为中国和亚洲谈论的一个热门而又沉重的话题。2003年的最后一天,韩国第二大电视台----MBC电视台赴华采访队(以下简称MBC)就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等问题在北京采访了《外滩画报》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访问学者刘小彪先生。此前他写的有关“中国威胁论”的专著和一些中美、中日关系方面的评述文章,受到外界关注。

  民间反日情绪高涨的四个原因

  MBC:为什么中国民众现在的反日情绪如此高涨?

  刘小彪:这是一个大的话题,需要做系统的研究,我现在能向您提供的只是作为一名中国青年记者的看法。

  在我看来,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历史伤痛;第二,现实磨擦(包括近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第三,中国的某些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第四,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前三个原因加上国际格局的变动和中国国力提升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增强等因素共同催生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但此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反过来又对前三个方面起到了某种强化或凸显的作用。

  媒体报道从“浪漫”走向“愤怒”

  MBC:我很关心你刚才提到的中国某些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方面的原因,能进一步详细说明吗?
  
  刘小彪:前些日子,我曾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翻看20年前的《人民日报》,重新阅读那时的文章,感触良多。比如,1984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第7版刊有一篇题为“札幌之夜”的散文,作者蒋元椿曾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这篇散文讲述了作者在日本札幌一个小吃店吃晚饭的经历。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店主人伊藤)“取出一瓶啤酒,打开瓶盖,斟满了3杯,举起一杯说,‘希望我们两国永远友好!’我们(作者和同伴老孙)站起来,举起了酒杯,3个人相对着把各自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我觉得这不是苦味的啤酒,而是甘甜的友谊之露。我们向伊藤告辞,互相深深鞠躬。推门走到街上,外面呼呼地刮着寒风,但是多么叫人觉得温暖呵,这札幌之夜!”

  这样的文章,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了。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的25年间,中国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的分水岭出现在1989年政治风波的前后。在1989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亲西方”和“反传统”。中国的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对西方也充满着一种“浪温情怀”。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随后,中国政府开始着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我曾对《人民日报》做过一些粗浅的研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国政治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在1988年使用过“集体主义”或“爱国主义”或“中华民族”这三个词语的文章分别有14篇、113篇和237篇,而相隔一年后,到1990年,使用过这三个词语的文章却分别剧增为91篇、517篇和637篇。反差如此强烈,并且这类词语上升的趋势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也一直持续着。

  中国政府当时这么做有它的道理,客观上也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比如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等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一些青年开始“非理性”地对外部世界“说不”。

  近年来,中国媒体在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报道中出现的大量“负面报道”既是对某些客观事实的反映,比如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等等现象;同时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种表现;当然这其中还掺杂着中国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迎合读者的不良倾向等其他因素。

  中国民族主义已进入“高火险期”

  MBC:2003年,在中国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事件,比如西北大学抗议日本留学生“辱华表演”的事件。你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刘小彪:西北大学正好是我的母校,我10年前在西北大学读的研究生,前不久,我到西安采访时,还回过学校,我对西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学生有一定的了解。事实上,西北大学的学生同中国其他所有大学的学生一样,在爱国、爱民族的方面是非常单纯和质朴的,他们没有什么功利思想和私心杂念,他们有的是一腔热血。无论是哪个时代,大学生都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爱的人。我能理解学弟学妹们的游行举动,但我并不赞赏他们的行为。西北大学事件发生后,我看了境内外媒体的大量报道,也亲自询问过西北大学的一些师生,还曾经与一些日本人谈论过此事。我现在的看法是,日本留学生的表演是不文明的可耻行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主要是缘于他们不高的道德修养和低俗的品位,他们这些人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到印尼、新加坡或者美国,他们都可能会有大致相同的表演。如果非要说他们是在有意“辱华”,我认为是“高看”了他们。

  事实上,我认为西北大学事件的关键不在日本留学生表演了什么,而在表演的时间和地点。我相信,同样的表演如果发生在“浪漫的”20世纪80年代肯定不会引发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此强烈的反应,也许在那时根本就不是任何问题。然而事过境迁,现在的情势已大不相同了。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中国的民族主义日渐兴盛,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小的“火星”,都可能引发一场大的“火灾”;加之在大学这样一个“热血青年”聚集的地方,一个小的事件就有可能迅速演变为一场大的危机。

  西北大学事件应该让我们警醒!中国的民族主义已进入了一个“高火险期”。如果不尽快加以妥善地引导和科学地疏解,那么,这样的民族主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不是什么福祉,而是灾难。

  互联网上“沉默的螺旋”现象令人忧虑

  MBC:你怎样看待中国互联网上激烈的反日言论和民族主义情绪?

  刘小彪:毫无疑问,中国互联网上激烈的反日言论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一部分网民真实感受的客观反映,但它绝对不代表中国青年和中国民众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我称它是一种片面的真实和虚假的真实。

  事实上,分析一下互联网上激烈的反日言论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首先我们看一下,主要是什么人在发言?是情绪激烈者。而那些相对温和的人一般是没有特别的愿望去发言的,所以我们在BBS论坛上很少能看到那种理性的、温和的发言,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我们的周围没有理性和温和的声音;其次我们看一下,不同的人发言后的反映和遭遇:那些少量的、理性而又温和的发言一旦出现,便大多逃不脱被“追杀”的命运。而那些极端的、非理性的发言则大多受到了“追捧”,很少有人去“追杀”,因为同样偏激的人会惺惺相惜,而不同意见的温和者则相对更有一种宽容心,或者有时根本就懒得去理那些“无知无畏”的发言。如果事态能仅仅停留在上述这样一个层面,那倒也无妨。可怕的是,因为上述两种原因,在互联网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即,情绪极端者不断得到鼓励,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言辞也变得越来越激烈;而那些理性的温和者则不断遭到打压,声音变得越得越微弱,也越来越感到势单力薄和信心不足;而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人数众多的中间派则在极端言论的“耳濡目染”中逐渐走向了偏激。于是,互联网成了极端言论的天下。

  浏览一下中国几家主要新闻网站的BBS论坛:只要是关于日本的内容,绝大多数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谴责甚至谩骂。不管是谁,只要敢于对此说个“不”字,那必定会立刻被骂得狗血喷头,即使是堂堂的中国前驻日大使也要遭受人格侮辱。以至于一些中国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了不被网民痛骂为“汉奸”而特别要求记者不透露其姓名。

  极端的少数正在左右沉默的大多数

  MBC:你今天在接受我们采访中说了这些话,你不怕吗?

  刘小彪:我不怕。如果要怕的话,那就是怕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被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劫持”。

  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的BBS论坛已经被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占领。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第二多的国家,并且还在继续以很高的速度在普通民众中普及。互联网目前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互联网上的言论也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思想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广大的青少年。如果互联网上的那种“沉默的螺旋”现象也扩展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领域,让极端的少数左右了沉默的多数,那么我们整个国家、我们整个民族就被彻底“劫持”了。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看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可怕的苗头已经出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正在从一种模糊的情绪演变为一种真正的信仰。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沉默的多数”要大声地说话、勇敢地发言、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扭转局势的重任。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民族根深蒂固的热爱和对自己民族利益深切关怀基础上的关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民族权利的思想观念。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发挥过不同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的阶段,当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情绪时,那它就只能是一把害人害己、货真价实的“毒剑”了。

  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反对的不是哪些人,而是那种极端的情绪。2003年中国国内如火如荼进行的中日关系大讨论的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我都接触过,有些还是我的朋友。尽管我对各方的观点都并不完全赞同,或者无法完全理解,并与他们有过一些当面的争论,但我相信他们的出发点和动机都是爱国。我同样相信,那些互联网上持极端言论者绝大多数也是非常爱国的,动机和出发点也是善良和美好的。我只希望大家都能变得更加理性和更加宽容,这样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以及整个世界都是非常有益的。

  极端民族主义的矛头主要指向日本

  MBC:中国民众对待韩国和别的国家与对待日本的态度一样吗?

  刘小彪: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但据我的感受,大不一样,中国民众对待日本的态度是很特别的。事实上,中国现在民族主义兴盛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民间反日情绪的高涨;换言之,中国目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日本。尽管中日两国间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但中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大致是在“走下坡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两国确立的是子子孙孙“世代友好”的原则;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确立的是“和平友好”的原则;而到了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发表时,两国确立的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从“世代友好”到“和平友好”,再到“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方面说明,中日关系从“浪漫”走向了“成熟”;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两国之间的亲密度在下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和韩国的双边关系自1992年建交后却是越来越好。中韩之间没有中日之间那样的历史包袱,在中韩建交前,普通中国民众对韩国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当然也谈不上什么特别强烈的感受。建交后,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的普通民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韩国品牌的家用电器越来越多了,并且韩国的电视剧很吸引人,中国各地的电视台也在争先恐后地播放着韩剧和韩国的歌舞。

  总之,我所了解的中国人对韩国没有什么恶感。

  中国政府决不会有意去鼓动民族主义情绪

  MBC:目前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可能有些地方并不尽如人意,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矛盾也比较尖锐。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疏解政府面临的压力,而在有意鼓动民族主义。你对此怎么看?

  刘小彪: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论点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鼓动民族主义以转移民众视线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央政府面临着“统治危机”。而目前,胡锦涛、温家宝等组成的中国新一届政府获得了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同,他们有能力,也有信心领导全国人民逐步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果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进一步兴盛,那带给中国的只能是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稳定受到冲击、国家前途面临危险,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国中央政府所愿看到的。所以,大家应该相信中国政府决不会有意地去鼓动民族主义情绪。

(注:本文系刘小彪根据采访记忆整理,有删改。)
(200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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ブログ「思いつくまま」が日本語訳しています
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m/200508

200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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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yaponluq | 2005-08-15 19:54 | 中日关系/日中関係